依照《福布斯》計算，這位來自廣東河源的企業家，以664.9億元名列2013中國富豪榜第四位。 “當時我能感覺到，我們能干成這個事。”李河君向《福布斯》回憶。

自信在這位億萬富豪的商業世界里，扮演著重要角色。4年前帶著漢能踏入太陽能薄膜產業時，李河君又一次選擇站在了所有人的對立面——公司內、同行和外界輿論。2012年后，在中國、美國和歐洲，政府均投入巨額補貼的光伏產業陷入產能過剩和資本寒冬，即便光伏產業中，太陽能薄膜遠不如晶硅發展成熟——李河君正在進行一場百億級別的豪賭。

去年底，漢能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李河君高調宣布，漢能的光伏組件產能已達3GW，超越美國第一太陽能公司（First Solar），成為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陽能企業以及太陽能發電系統集成商。這一消息引起業界嘩然：目睹了光伏產業如過山車式發展的中國人，對這家名不見經傳的公司及其創始人的迅速崛起表達了懷疑。但懷疑沒有讓李河君停手，他接連展開逆市收購，其后不到1年時間里，漢能在海外先后完成3起光伏并購交易。

“在很多同行業者眼里，我就是‘破壞者’。”提及4年前的闖入光伏領域，46歲的李河君如此回應。李河君的辦公室位于北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北園區內。2年前，漢能總部搬遷至這兩棟由奧運建筑改造而來，大片空地和綠化包圍著面積達2.2萬平方米的多層辦公樓，漢能是唯一落戶的公司。力闖光伏薄膜領域的李河君正申請將兩棟辦公樓變為光伏建筑一體化（BIPV）的應用案例，但這一申請尚未得到政府批準。

今年8月，李河君在自己寬大的辦公室里向記者談論著自己的商業宏圖，他有著中國文化中被推崇的方正儀表，你幾乎很難把“破壞者”的形象，這位西裝革履的儒雅中年男人聯系起來。在由古雅中式家具裝飾起來的屋子里，懸掛著摘錄古代哲學著作《素書》的巨幅書法。

這是客家商人李河君的摯愛，他甚至會不厭其煩地用夾雜著廣東口音的普通話為來訪者一字一句地誦讀這些文字：“賢人君子，明于盛衰之道，通乎成敗之數······若時至而行，則能及人臣之位；得機而動，則能成絕代之功······傳說西漢的張良僅用了《素書》中的十分之一就幫劉邦打下了天下。”李河君邊誦讀邊解釋，暗示這些就是他的信條和成功秘訣。

李河君追求的“絕代之功”是其宣稱的“用清潔能源改變世界”——到2020年創造一家銷售收入達1萬億元的公司。“漢能做到1萬億銷售額的難度相當于華為做到1千億銷售額的難度，”李河君氣定神閑地說，“因為光伏薄膜行業同時兼具高科技和能源兩大行業特點：高科技行業的特點是高速增長，能源行業的特點是門檻高，周期長，但需求和增長長期穩定——我們把高科技和能源同步做，相當于‘1+1=11’。”

李河君堅決否認自己闖入光伏的目的僅是為了賺錢。“漢能的團隊為理想而戰，盯著銀子的人肯定掙不了大錢，”李河君說，“我覺得掙大錢的訣竅是不要盯著錢看，把錢當作副產品才能掙大錢，順便把錢掙了。”但他并不否認錢的重要性。事實上，他堅信只有像漢能這樣擁有強大資金實力的公司才具備做成光伏薄膜的核心競爭力。“什么是核心競爭力？告訴你也干不了——這就是核心競爭力，”李河君說得很篤定，“（做光伏薄膜）第一要有技術，第二要有銀子。漢能投了300億才剛把（薄膜）行業做起來。”

如果不是因為進入光伏，漢能可能至今還是一家游離于公眾視野之外的“隱形公司”。成立于1994年的漢能（時名華睿集團）以能源為主營業務，由水電，跨入風電和光伏。截至今年8月，漢能宣稱其水電項目權益總裝機容量超過6GW（600萬千瓦）， 風電總裝機131MW（13.1萬千瓦），已投產的8大光伏基地總產能3GW（300萬千瓦）。能源之外，漢能的業務還涉足貿易、高端公務航空、旅行社、教育、地產等領域。李河君稱，漢能控股的總資產已經超過千億人民幣，他個人的股份超過97%，預計2013年漢能總收入將過百億元，其中水電是目前最主要的收入和現金流來源，這也幫助他登上第一次登上福布斯中國富豪榜。

民營水電帝國

李河君的家鄉位于距離廣州約2小時車程的河源。山水秀麗，景色宜人的河源是傳統的客家人聚居地。高中時，李河君把自己的名字由“李軍”改為“李河君”。“‘軍’字太俗了，‘河君’讓我記住自己從哪里來。”李河君這樣解釋。上世紀80年代中期，李河君離開家鄉去北京上大學時，河源還只是一個經濟并不發達的縣城，如今它已經被視為廣東省最具發展潛力的城市。

“李（河君）主席是個孝子，每年都要回來幾次，看望他的父母。”常駐河源的漢能大中華區董事長兼廣東漢能光伏有限公司董事長王俊娟說。盡管在年齡上長李河君幾歲，王俊娟仍然尊稱李河君“主席”。在漢能，“主席”是公司上下對李河君的特定稱謂。

漢能的能源業務已經在河源一一落戶，包括東江上的第一座水電站、河源的第一個薄膜光伏制造基地以及光伏電站。“河源是漢能的延安，在這兒做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王俊娟說，言談舉止中透露出女強人作風。她曾是中國政府的一位水電經濟專家，親自參與建設了葛洲壩水電站。2000年加入漢能的前身華睿集團，已是公司的元老之一。

李河君的經商天分很可能受到父親的影響。“他的家人很早就做生意，”已經在河源4年的王俊娟說，“老爺子現在80多歲了，還特別敬業，每天一早讓司機帶著他到自己所有的‘企業’轉一圈，包括酒店、飲料店、服裝店、藥店等等。”李河君的“敬業”同樣得到北京公司門口站崗門衛的確認：“除了出差，老板的車每天早晨10點前肯定進公司，晚上8、9點才離開。”

盡管李河君對自己學習工科出身的背景頗為自豪，但他似乎天生就沒有計劃安心的做一名工程師。在母校北京交通大學的一次名為《成功之要素》的演講中，他透露自己的首次從商和創業經歷都在大學有關。大學二年級，他組織30多個同學，在學校食堂大門口賣了3天膠卷，掙了12塊錢。“這12塊被大家一頓飯就吃掉了，讓我感覺到掙錢的不易。”

不安分得李河君當時的他滿腦子都是做生意、掙錢。本科畢業后，他留校讀研究生。“那時候哪有時間做研究生啊，盡忙著到中關村倒賣電子元件，什么都干，什么賺錢做什么。”李河君回憶說。到研究生第二年，導師的突然病逝讓李河君決定徹底放棄學業。“我至今只有本科學歷，后來去英國劍橋（大學）讀書也沒有讀完，只差最后一篇論文。”李河君笑著說，仿佛輟學經商也應該是傳奇故事的一部分。

1991年，李河君從自己的一位大學老師那里借了5萬塊錢開始下海創業。“當時我敢跟老師去借這5萬塊錢，是我有魄力，但是更大的魄力是老師竟然敢把這5萬塊錢借給我。”李河君在母校演講時的這句話引來全場笑聲一片。

和中國那時候許多生意人一樣，李河君“無所不做“，從鐵路運輸、開礦、炒地產，到賣玩具、賣礦泉水，到1994年底，他帶領17個人通過5大風馬牛不相及的業務積累了7、8千萬元的資本。“有這么多錢，當時一下子不知道該干什么了！”李河君稱，“我們彷徨了3個月。”

躊躇之際，他遇到了一位在讀金融的高中同學。同學給他的建議是：收購上市公司做莊，李河君認為這是一個不錯的主意。但上市公司之外，還需要資產。同樣在這位老同學的建議下，李河君決定收購水電站作為資產注入上市公司，于是開始全國各地尋找水電站資源。李河君收購的第一個水電站就在他的家鄉河源——東江上一個初始裝機量1,500千瓦的小水電站，花費1,000多萬元。在水電站收購調研的過程中，他發現水電是不錯的行業，于是決定放棄收購上市公司的想法，轉而進入能源行業。

“從94年開始，我們只專注做一件事——清潔能源。”李河君一本正經地說。上世紀90年代正逢中國小水電站大躍進的時代。不到10年間，數萬座的小水電站在中國各地的江河上建成，其中大部分是民營水電。對于水電站經濟效益，中國官方兩大部門各執一詞：水利部堅持認為，小水電是國際公認的清潔可再生能源，有效減少了溫室氣體排放；環保部則認為，小水電規劃和管理滯后，濫占資源，造成水土流失，且破壞生態。

此后幾年，從幾萬千瓦到幾十萬千瓦的水電站，李河君做了很多，但他真正讓他實現突破的是2002年去云南的一次考察。云南地處長江水系上游，水力資源豐富的金沙江橫穿而過，云南省政府迫切希望引入民間資本開發。李河君沒有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他當即決定投資10億元做前期考察，隨后在金沙江中游規劃出8座百萬級千瓦的水電站。盡管那時民營資本進入百萬級水電項目在中國史無前例，他一舉與云南省簽下了8座水電站中的6座，總裝機規模達2,300多萬千瓦，超過三峽水電站。

然而，李河君在金沙江上龐大的水電計劃推進遠沒有想象中的順利，等待他的是一場暴風雨。“所有的部委都批了，只剩發改委（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不同意——他們不相信民營企業有能力干成這樣的項目，認為該給國有企業干。”李河君回憶說。顯然，在他看來自己遭遇的挫折源于“動了大型國企的蛋糕”。發改委的懷疑并非沒有根據。上世紀70年代開始興建的總裝機容量為271萬千瓦的葛洲壩水電站幾乎是傾全國財力，動用5.5萬人的軍隊，歷時16年才建成。一家民營企業怎么可能有這樣的資源和實力來應對那么多挑戰和困難？

李河君不信這些，他更相信自己。“一個企業家必須有對未來的前瞻性，這個事沒有發生的時候，你能夠用發生心態處理它，依靠與云南省政府簽訂的合同，于是出現了他把發改委告上法庭的一幕。

妥協是這場博弈中李河君必然的結局。不過最終他并非一無所獲，他們拿到了6大水電站中資源最好的一個——總裝機容量300萬千瓦的金安橋水電站。其它幾大水電站被分配給幾大國有公司，李河君在其中有少量參股。對于此前的考察投資，李河君也得到了一定的補償。華睿在金沙江水電開發項目上累計獲得了大約400萬千瓦（4GW）的總裝機權益。

2003年8月8日，還沒拿到發改委批文的金安橋水電站開工了。但李河君有自己的理論，“建國以來，所有大型水電站，沒有一個不是未批先建的。”他解釋說。然而實際建設中的困難遠遠超出了李河君的想象。“比如牽涉到移民問題，我們要和下至村長，上至總理的官員打交道；技術上，工程難度比三峽還要大——水流湍急，8個20噸的石頭綁在一起，往里一扔就飄走了。” 李河君舉例說。

最大的挑戰來自于需要持續投入的巨額資金壓力。李河君在自己即將出版的一本名為《中國領先一把——第三次工業革命在中國》的書里，如此描述：“金安橋建設長達8年，每一天的資金投入都像磨盤一樣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為了應對高峰時每天1,000萬元的投入，李河君一方面四處尋找融資、貸款，另一方面不得不持續出售前些年建設的小水電站，包括一些已經并網發電的優質資產。“金安橋是靠很多小水電站堆起來的。”李河君說。

面對長達8年、累計投資超過200億元的金安橋項目，李河君稱自己不僅要穩定軍心，還要抵制誘惑。團隊中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堅持。“當時有一個分管金安橋項目的副總裁就中途跑了，他覺得肯定干不了，跟著我干肯定要坐牢。”李河君笑著回憶說。但仍有相當一部分至今仍留在公司的元老對李河君極其欽佩。“主席對下屬非常信任。金安橋水電站開工8年，他只去過有限的幾次，放心地把工作交給我們干----他是很有智慧的人。”王俊娟說。

在金安橋項目即將核準的最后階段，三峽水電工程開發總公司詢問李河君是否愿意將項目出售。“他們當時看我比較困難，說愿意出450億買我的水電站，”李河君透露，“如果賣了，我們可以凈掙300億。”漢能公司內部董事會開始出現不同意見。“當時只有我和公司執行總裁王勇不愿意賣，其它人全部都支持賣，”李河君說，不過最終他還是說服了大家，“金安橋不能賣，這不是掙錢的事。一旦做成，我們不會缺錢，但如果賣掉，我們政治上沒法交待。”2011年3月，金安橋水電站一期240萬千瓦機組并網發電。

押注太陽能薄膜

盡管李河君在水電領域做得風生水起，但他隱隱感到這個周期漫長的行業對于他這個民營企業老板來說已經很難再突飛猛進。“我已經做到百萬級水電站，對我個人來說水電已經沒有挑戰了，”李河君說，“我必須思考未來怎么走，漢能必須產業升級。2006年，身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的李河君被“意外”推舉為工商聯旗下新能源協會會長，協會成員包括無錫尚德、江西賽維等當時在光伏領域風頭正勁的明星公司。李河君說，這個陰差陽錯的差事是他在商業上實現二次轉身的起點。

剛開始，習慣用度電成本思考問題的這位水電商人對光伏發電嗤之以鼻。2006年光伏發電的成本大約是每度電3元錢，而水電的成本只有每度電8分錢。“我覺得（這幫搞光伏的人）很可笑，這么高的成本還搞什么？”李河君笑著說。根據那時的預測，光伏一度電從3塊錢降到1塊錢大約需要30年，從1塊錢降到5毛錢需要50年。不過光伏行業的現實發展卻讓李河君發現不是他預想中的那回事：從2006年到2009年，僅3年時間，光伏度電成本便由3元降到了1元；而又過了2年，度電成本就已經達到了0.5元。（編者注：區域、電池組件效率等因素都會對度電成本有所影響，此處數據是按實際安裝中最佳效果記錄。）

2008年，光伏全球安裝量增長了1倍以上，2009年，在新能源商會熏陶、浸淫了3年的李河君，和當時很多中國企業家一樣，決定跨入光伏。在這之前，李河君曾嘗試過在風能領域發展，但沒有發展起來。他發現風場的利潤薄，不僅需要爭奪風力資源良好的基地，還隨時面臨棄風限電的挑戰，稍不留心就會虧損。不過更為重要的是，在風能領域，李河君看不到可以讓自己急速發展的“空白點”，他已經厭倦了水電行業的漫長周期，而在光伏行業找到了他眼中的亮點：不做晶硅，做薄膜，選擇了一條令整個光伏業界唏噓的道路。

“晶硅和薄膜是黑白電（視）和彩電的關系，或者是286、386電腦與iPhone、iPad的關系。”闖入光伏后，李河君不斷對外宣揚他這個飽受爭議的觀點。而目前光伏行業中晶硅占據著9成的市場，薄膜的比例還不到1成。事實上，即便是在漢能公司內部，對于兩條不同戰略路線的選擇也有過一場不小的爭執。

這次李河君站在了所有人的對立面，包括此前在是否出售金安橋水電站問題上與他立場一致的漢能執行總裁王勇。“的確，漢能干晶硅特別有優勢。我們電價便宜，而晶硅（成本中）40%靠電。當時大家的一致意見是，我們在水電站旁邊建一個晶硅廠，把所有競爭對手都滅掉，可以賺塊錢！”李河君透露說。

李河君堅決反對發展晶硅，他稱自己三年前就預見到了今天晶硅的寒冬——“晶硅門檻低，在歐美根本沒人做。”李河君說。他在2009年初的公司年會上做了一個題為“我有一個判斷”的講話，“我仿佛已經看到晶硅一片死尸。”李河君說。高管們妥協了。會后，王勇拉著另外5、6名找李河君談判。“要不您考慮下，我們兩個都做，晶硅也做，薄膜也做？”王勇說。李河君沒有立刻回應，不過第二天，他告訴大家：“不行！薄膜和晶硅是替代關系，兩個戰略相沖突。”

李河君投入太陽能薄膜的“宏偉計劃”前所未有的浩大。2009年，他宣稱要用兩年時間上馬2GW薄膜產能，做到全球第一。當時全球唯一在光伏薄膜領域有所斬獲的是美國第一太陽能，其產能剛剛達到1GW，而公司已經發展了10年。在中國，與晶硅熱火朝天的發展截然相反，光伏薄膜企業一直處于“溫吞水”的發展狀態，可以數得出的產能只是正泰集團南存輝和新奧集團王玉鎖各自投資的25MW薄膜產線。“他不是瘋子，就是騙子。”——這幾乎成了業內對李河君的一致看法。

不過他不在乎，當年做金安橋水電站項目的曲折、詬病和成功，讓李河君相信可以復制過去。他開始迅速在全國布局基地。不到2年時間，李河君成功布局了9大光伏制造基地。每個基地的起始設計產能在250MW以上，長期項目規劃總產能基本在GW級別。最先選定的光伏組件制造基地就在他的家鄉河源。

李河君試圖不重蹈讓許多民營富豪陷入麻煩的光伏泥沼， 他的方式是從一開始就做的更大，打通全產業鏈。并非沒有人勸說過李河君從小規模開始慢慢擴張，但李河君不這么認為。“必須一下子做上規模，否則沒有成功的希望。”李河君回應說。他認為，不管是正泰還是新奧，他們失敗的關鍵原因就是沒有“全力以赴”去做光伏。“薄膜有雙重門檻：技術和資金，他們都不具備。”李河君總結說。在他看來，這些投資者只是拿錢從國外買了一條可能隨時被淘汰的產線回來生產。

李河君的是光伏全產業鏈，從上游光伏電池和組件的生產線裝備，到中游電池、組件生產，再到下游光伏電站發電。他的“通吃”做法能夠內部消化掉產能。2011年，李河君通過資本市場的運作，成為在香港上市的硅基薄膜太陽能設備制造商鉑陽太陽能（HK 00566）的實際控制人，從而直入上游裝備制造。

在此前從未涉足過光伏技術的漢能，李河君特別引以為豪的是自己的“全球技術整合”戰略。據他透露，漢能有一個全球并購委員會，由兩個特別關鍵的團隊組成——一個是技術組，一個是商務組，他們的工作就是全球看技術，做并購。“全球700多家光伏公司、最領先的薄膜技術都在我們的數據庫里，”李河君稱，他非常認定光伏發展薄膜化和柔性化的趨勢，“我們選中了其中5家并購對象——只要掌握它們，全球的薄膜技術制高點就被我掌控了。結果我們買到了其中3家，另外2家倒閉了。”李河君如是說。

技術、產能和資金的是與非

李河君海外并購的三家公司全部是薄膜領域最為熱門的銅銦鎵硒技術（CIGS）公司，分別是德國的索利博爾公司（Solibro）、美國的米爾所勒公司（MiaSolé）以及全球太陽能源公司（Global Solar Energy）。漢能并未透露收購金額，但三家公司被收購的時間恰恰處于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這一全球光伏市場遭遇寒冬的時期。“我們基本上是以‘抄底’的價格收的。”漢能控股集團副總裁陳永紅稱。據李河君此前對媒體的透露，漢能收購米爾所勒公司的價格僅為其最高估值時的十分之一，而這家由硬盤技術人事創辦的公司曾經吸引的風險投資金額就達5.5億美元。

在漢能全球光伏應用集團CEO陳力看來，漢能的海外收購是組建了一支“薄膜夢之隊”。但這種說法遭到了業內專家的質疑。“漢能收購的三家薄膜公司雖然都做CIGS，但技術線路完全不同，要整合也不是短時間的事情。”光伏領域第三方調研機構Solarbuzz高級分析師廉銳認為。但李河君的思路是：所收購公司的技術能對接則對接，不能對接的可以“存放起來”，減少未來的競爭對手。

“我們此前的目標是2GW產能，2條技術線路，但最后的結果是我們做到了3GW產能，7條技術線路。”李河君頗為滿意地說。然而，外界對于漢能宣稱的3GW產能卻充滿質疑：除了廣東河源和四川雙流，漢能大多數基地都處于停產狀態。漢能表示，2013年就將實現約500MW的電池組產量和發電安裝量。

“光伏有個毛病，從投產，到達產，再到滿產，需要一年半甚至更長時間，裝備需要不斷調試以達到轉化率，”李河君解釋說，“此外，去年受到歐美光伏‘雙反’的影響，訂單也難以釋放。” 在漢能集團眼中：設備開始生產第一片電池即可稱為投產——所以說漢能8大基地的3GW產能已經投產。預計2014年能實現滿負荷生產，并且產能會繼續增加。

更多的外界質疑源于漢能的資金來源和資金鏈條。由漢能官方提供的數據表明，截至2012年11月，漢能對8大已投產基地的總投資已經超過260億人民幣，這些并不包括漢能在海外收購所投入的資金以及保留海外公司團隊和持續研發所需要的費用。保守估計，自2009年進入光伏領域以來，李河君在薄膜領域的投資已經超過300億人民幣。

“漢能的水電業務每年可以為集團貢獻40多億元的現金流。”李河君稱水電項目是漢能最為穩定的“印鈔機”。然而，占漢能水電業務的一半裝機量的金安橋水電站從2011年才開始并網發電，并且水電站投入的200多億元項目投資仍然處于銀行的長期還貸項目中。由此看來，這一收入相對于數百億的光伏投資來說，仍然僅僅是幾分之一。

漢能的資金主要來自于自有資金、項目貸款及其融資，但漢能拒絕透露三者的比例。漢能方面透露：在中游光伏基地建設中，漢能使用的是自有資金和銀行貸款；下游光伏電站的開發中，2011年11月漢能得到了國家開發銀行300億人民幣的授信額度。而實際上，漢能資金的另一渠道是負責其上游裝備的上市公司——漢能太陽能集團。今年9月，上市公司宣布以3.5億元收購漢能控股掌控的米爾所勒公司的CIGS技術；9月底，漢能太陽能公告稱關聯公司漢能集團仍拖欠其工程款20.92億元逾期未還，隨后公告稱將分期到今年底前還清。


對李河君的“絕代之功”來說，3GW僅僅是開始。2014年漢能計劃在目前硅基薄膜產能的基礎上，再投資80到100億元，建立GW級產能的銅銦鎵硒國產化產線，而他的遠期目標是到2020年將光伏薄膜做到10GW產能，同時打造3個世界500強企業。但在另一面，“漢能會成功嗎？”光伏業內幾乎沒有人愿意做出正面直接的評價。

李河君在自己的書中是這樣總結全產業鏈經營的風險的：“整個產業鏈條形成爭相資金流動可能需要比較長的時間，一般情況下大約需要2-3年以上時間。”而對于踩著資金鏈這條高空繩索“跳舞”的李河君來說，金安橋的歷練讓他有自信能夠復制成功。他在其書中不止一處記載了金安橋水電站建設時面對的資金壓力：“最困難的時候，漢能將多年積攢下來的風險準備金全部投了進去，金安橋卻像無底洞一樣總也填不滿······一位部級領導對我說，如果漢能能把金安橋這個項目的難關跨過去，未來沒有什么事情會過不去。”